范仲淹《岳阳楼记》写作目的
引导语：关于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的目的，大家是否知道呢？下面就是小编整理的原因，欢迎大家阅读！
摘要：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写作，历来主要有四种说法：规劝;自勉、勉滕，策励宣言;提倡“先忧后乐”精神和赞扬滕子京精神。笔者认为第一种说法不符合历史真实。后三种说法则应综合为：“倡导、颂扬滕子京的精神与作为，自励并策励政治同仁，为‘以天下为己任’奋斗到底”。
关键词：范仲淹 《岳阳楼记》 写作目的 探究
由于范仲淹的千古雄文《岳阳楼记》，文采飞扬，思想深邃，对后世影响极大。因此，关于他写作《岳阳楼记》的主旨，历来也众说纷纭。汤吟菲《〈岳阳楼记〉研究综述》[1]，就1949年到1995年，赏析、研究《岳阳楼记》的文章，从写作目的、思想意义、景物描写、文体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对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作了简要的综述。从其“写作目的”的简述和笔者所见，主要可归纳为四种说法：规劝;自勉、勉滕，策励宣言;提倡“先忧后乐”精神和赞扬滕子京精神。汤文认为“自勉”或“勉滕”是学术界比较通行的看法。笔者认为“勉滕”欠妥，曾在《〈岳阳楼记〉写于岳阳》[2]一文中略作辩证。因该文主要是探讨《岳阳楼记》写于何处，对此没有展开讨论。故撰此文专题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规劝”说不符合历史真实。
“规劝”说主要依据南宋范公偁的《过庭录》：“滕子京负大才，为众所嫉。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3]因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范仲淹故而借作记之机规劝之。此说对后世影响极大。1962年新华书局出版的《阅读与欣赏》中张中行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196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笔谈》中霍松林的《谈〈岳阳楼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古文鉴赏辞典》中霍松林释《岳阳楼记》等，都持“规劝”说。辄一看来，此说似乎有理。一则，范公偁乃范仲淹之玄孙，其说先人之事一定言之有据。二则，所云滕子京的遭遇和性格似又符合历史记载，故而一般人容易轻信其言。其实，此中存在3个问题。
1. 对《过庭录》成书的时间和时代背景不了解。《过庭录》是范公偁(1126-1158)于南宋绍兴十八年左右，根据父亲范直方(1083-1152)所说的先辈之事听来的话题。“观劝”滕的这段话就是在绍兴十八年与其父“因观《岳阳楼记》，遂言及此耳”。“过庭”语出《论语》“过庭之训”。书名《过庭录》，即记录父亲训诫之意。这时，范仲淹家族已陷于没落危机之时，诚于日本高知大学远藤隆俊教授《宋代的士大夫与家族、宗族──以范公偁《过庭录》为线索》一文所述：“这本书写的士大夫从华北逃难到久别的祖先故里苏州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族人庆祝再会纪念的书。但是他们是在党派斗争失败后被排挤出政界，在政界失意的背景下定居苏州的，决不单单是根据亲情和同族意识才写这本书的。而且在这之前一直居一族的领导地位的他们，在此时期也陷于没落的危机。《过庭录》也如实反映了这种危机意识。”[4]也就是说作者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振家风，鼓舞族人士气，挽救家族危机。因此，出现一点扬范抑滕为尊者讳的情况就不足为怪的了。何哉?范公偁对“庆历新政”失败后滕、范二公的思想情况了解不够深入。滕子京求记之时，正值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之后，此时的范仲淹曾两次请调，欲退出政治斗争的旋涡。到邓州后还出现了置田退隐的消沉心态，不具备积极地劝诫滕的思想基础。而滕子京纵使在半年之内既遭拘押审查，又连续遭受三次贬谪的情况下仍不气馁，三贬至岳州后还作出了骄人的业绩。此时滕、范在思想境界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2. 求记与作记相距时间太久。滕子京《求记书》撰写递送于庆历五年六月十五[5]，即范“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时。而楼记落款为“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是范调邓州7个月之后，两者相隔整整十五个月!若范作记的目的是为了规劝滕子京，他就应该接到书信立即回复，因为贬谪不久的滕子京正需要“规劝”。为何推迟许久?!待到此时，滕子京的愤懑之情早以被流逝的岁月渐渐抚平，迟到的“规劝”恐怕是马后炮了。
3. 范公偁之言并非源自范仲淹。范公偁的父亲范直方乃范仲淹的曾孙，范直方出生时范仲淹去世已31年，而言及此事时的绍兴十八年(1148)距范仲淹故世已96年，其言能源于范仲淹?再者，范直方也未必清楚“庆历新政”失败前后范、滕的思想情况和具体表现。持此说者，大多忽视了这个问题和作记时的历史背景，故容易被表面现象蒙蔽。“规劝”说难以成立。
引导语：关于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的目的，大家是否知道呢？下面就是小编整理的原因，欢迎大家阅读！
摘要：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写作，历来主要有四种说法：规劝;自勉、勉滕，策励宣言;提倡“先忧后乐”精神和赞扬滕子京精神。笔者认为第一种说法不符合历史真实。后三种说法则应综合为：“倡导、颂扬滕子京的精神与作为，自励并策励政治同仁，为‘以天下为己任’奋斗到底”。
关键词：范仲淹 《岳阳楼记》 写作目的 探究
由于范仲淹的千古雄文《岳阳楼记》，文采飞扬，思想深邃，对后世影响极大。因此，关于他写作《岳阳楼记》的主旨，历来也众说纷纭。汤吟菲《〈岳阳楼记〉研究综述》[1]，就1949年到1995年，赏析、研究《岳阳楼记》的文章，从写作目的、思想意义、景物描写、文体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对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作了简要的综述。从其“写作目的”的简述和笔者所见，主要可归纳为四种说法：规劝;自勉、勉滕，策励宣言;提倡“先忧后乐”精神和赞扬滕子京精神。汤文认为“自勉”或“勉滕”是学术界比较通行的看法。笔者认为“勉滕”欠妥，曾在《〈岳阳楼记〉写于岳阳》[2]一文中略作辩证。因该文主要是探讨《岳阳楼记》写于何处，对此没有展开讨论。故撰此文专题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规劝”说不符合历史真实。
“规劝”说主要依据南宋范公偁的《过庭录》：“滕子京负大才，为众所嫉。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3]因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范仲淹故而借作记之机规劝之。此说对后世影响极大。1962年新华书局出版的《阅读与欣赏》中张中行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196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笔谈》中霍松林的《谈〈岳阳楼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古文鉴赏辞典》中霍松林释《岳阳楼记》等，都持“规劝”说。辄一看来，此说似乎有理。一则，范公偁乃范仲淹之玄孙，其说先人之事一定言之有据。二则，所云滕子京的遭遇和性格似又符合历史记载，故而一般人容易轻信其言。其实，此中存在3个问题。
1. 对《过庭录》成书的时间和时代背景不了解。《过庭录》是范公偁(1126-1158)于南宋绍兴十八年左右，根据父亲范直方(1083-1152)所说的先辈之事听来的话题。“观劝”滕的这段话就是在绍兴十八年与其父“因观《岳阳楼记》，遂言及此耳”。“过庭”语出《论语》“过庭之训”。书名《过庭录》，即记录父亲训诫之意。这时，范仲淹家族已陷于没落危机之时，诚于日本高知大学远藤隆俊教授《宋代的士大夫与家族、宗族──以范公偁《过庭录》为线索》一文所述：“这本书写的士大夫从华北逃难到久别的祖先故里苏州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族人庆祝再会纪念的书。但是他们是在党派斗争失败后被排挤出政界，在政界失意的背景下定居苏州的，决不单单是根据亲情和同族意识才写这本书的。而且在这之前一直居一族的领导地位的他们，在此时期也陷于没落的危机。《过庭录》也如实反映了这种危机意识。”[4]也就是说作者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振家风，鼓舞族人士气，挽救家族危机。因此，出现一点扬范抑滕为尊者讳的情况就不足为怪的了。何哉?范公偁对“庆历新政”失败后滕、范二公的思想情况了解不够深入。滕子京求记之时，正值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之后，此时的范仲淹曾两次请调，欲退出政治斗争的旋涡。到邓州后还出现了置田退隐的消沉心态，不具备积极地劝诫滕的思想基础。而滕子京纵使在半年之内既遭拘押审查，又连续遭受三次贬谪的情况下仍不气馁，三贬至岳州后还作出了骄人的业绩。此时滕、范在思想境界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2. 求记与作记相距时间太久。滕子京《求记书》撰写递送于庆历五年六月十五[5]，即范“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时。而楼记落款为“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是范调邓州7个月之后，两者相隔整整十五个月!若范作记的目的是为了规劝滕子京，他就应该接到书信立即回复，因为贬谪不久的滕子京正需要“规劝”。为何推迟许久?!待到此时，滕子京的愤懑之情早以被流逝的岁月渐渐抚平，迟到的“规劝”恐怕是马后炮了。
3. 范公偁之言并非源自范仲淹。范公偁的父亲范直方乃范仲淹的曾孙，范直方出生时范仲淹去世已31年，而言及此事时的绍兴十八年(1148)距范仲淹故世已96年，其言能源于范仲淹?再者，范直方也未必清楚“庆历新政”失败前后范、滕的思想情况和具体表现。持此说者，大多忽视了这个问题和作记时的历史背景，故容易被表面现象蒙蔽。“规劝”说难以成立。
二、另3说各有所长却不够全面。
1. “自勉、勉滕，策励宣言”说。吴小如在《范仲淹〈岳阳楼记〉考析》中写道：“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这是自勉，实亦勉滕。……这是作者在政治上失意后对自己的同志发出的策励宣言，也是对那些战胜自己的保守派官僚们的一次信心百倍的x威。”[6]吴小如对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之后出现的消沉心态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故有“自勉”之说。但是，由于对滕子京的一生和到岳州后的表现研究又欠深入，才有“勉滕”之说。“自勉”是对的，“策励宣言”也有道理，但“勉滕”就值得商榷。
2. “提倡先忧后乐精神”说。明代徐文华《岳阳楼诗集序》云：“范公三代以上人物，早年即以天下为己任，而先忧后乐，实于是《记》发之，则所以为斯楼重者，非独以其文也。”[7]认为文如其人，借作记倡导一种精神。
3. “赞扬滕子京精神”说。主要见于何益明《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作者交待作记的原由，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滕子京的赞许颂扬之情。……强调滕在‘处江湖之远’以后的作为、业绩，为的是说明滕是作者心目中效法古仁人‘进亦忧，退亦忧’的典型人物，为突出全文的中心思想服务。”[8]此说赞扬滕在逆境中重修岳阳楼的作为，提倡滕在岳阳表现出的德操与精神，切中了楼记的中心思想，说明了历史真实情况的一个方面。
三、应将后三说综合、充实，即“倡导、颂扬滕子京的精神与作为，自励并策励同仁，为‘以天下为己任’奋斗到底”，才符合历史的真实。
下面从四个方面探讨。
1. 简略考察滕子京的一生。滕子京官阶不高，历史影响若与范仲淹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有关他的史料也是东鳞西爪。因笔者两次为滕辩诬，较广泛地搜集了他的史料，并撰写了《滕子京的历史考察》，对他才有了较全面的了解。滕子京(990-1047)名宗谅，河南洛阳人，父亲滕感，曾任“雅州军事推官”[9]，早逝。由母亲刁氏夫人抚育他与弟妹成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与范仲淹同举进士。初任潍、连、泰州从事。天圣中(约1025)，任泰州军事推官，被时任兴化县令的范仲淹推荐与泰州知州张纶当助手，修筑捍海堰。一日风暴潮汐，众人欲奔离海堤，他即挺身而出，说明利害，表现出惊人的魄力和才干。天圣四年(1026)至天圣九年(1031)，召试学院，后任大理寺丞，知当涂、邵武县。明道元年(1032)调京任殿中丞。景佑元年(1034)正月任左正言，八月迁左司谏。因宋仁宗内宠颇盛，身体多疾，他直言谏君：“陛下日居深宫，留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10]被降为尚书员外郎出知信州。景佑二年(1035)，又因“与范讽雅相善，及讽贬，宗谅降监池州酒”[11]。宝元元年(1038)初，调江宁府通判，不久迁知湖州，创立湖州州学。康定元年(1040)，西夏元昊反，迁官刑部员外郎、职直集贤院、任泾州知州。由于治边有方，战功卓著，庆历二年(1042)十一月，“范仲淹荐以自代”，“徙知泾州滕宗谅为环庆路都部署兼知庆州。[12]”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伊始，御史梁坚、郑戬即劾奏滕“前在泾州枉费公使钱十六万贯”。后来皇上派燕度将滕拘押“勘鞠”，弄得“枝蔓句追，囚系满狱，人人嗟怨”[13]。所谓“公使钱”是宋朝的一种特有官给，中央和地方官员都有，可以用来修建、接待、犒赏，朝廷作了详细规定，小部分可以“入己”，大部分是不行的[14]。后经燕度查明，“滕宗谅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说他贪x，是守旧派“以诸军月饷并言之，诬其数尔”。实际上滕馈赠给羌族首领等的费用“仅三千缗”[15]。由于守旧派抓住滕怕牵连边将，将馈赠名单“焚其姓名”不放，反复谏奏。虽然范仲淹两上奏章为其辨诬，仍“徙滕宗谅权知凤翔府”。庆历四年正月，又“降知虢州”。当时，中丞王拱辰竟以辞官来要挟皇上，又奏曰：滕“盗用公使钱，只削一官，所坐太轻，故再谪。”二月，“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16]庆历七年(1047)春，迁苏州知府“未逾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薨于郡之黄堂。”[17]死在办公室里。
通过对滕子京坎坷一生的简述，我们对其性格、人品有了个概略的了解。诚如《宋史》本传所云：“宗谅尚气，倜傥自任。”他坚守自己的信念，不向任何邪恶势力屈服，积极进取，愈挫愈坚，一往无前。1035年，仅因与范讽是好朋友，由于范讽犯错，竟将他从左司谏贬为“池州监酒”，一年之内连降四级，他无怨无悔。1043年9月至1044年2月，更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先将他拘押“勘鞠”，继而三遭贬谪。打击之大，可以想见。可他却不以为意，既不为“尚气”烧毁赠送对象的名单，独自承担了责任后悔，也不因一贬再贬消沉。他“倜傥自任”，坚持操守，一门心思做自己想做而又应该做的事。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他在岳州3年，确如《岳阳楼记》所云，不仅把岳州治理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而且还做了三件大事：为弘扬岳阳文化重修岳阳楼、迁建岳州学宫扩大教育规模、筑紫荆堤修通和桥改善交通状况。正准备筑偃虹堤，还请欧阳修写下了《偃虹堤记》，却因调任苏州未果。试想，上述三项工程，即使是在今天也是大项目，何况当时岳州属荒州草郡，仅12万多人口，有多少财政收入?要完成这些工程，难度可想而知。滕子京不仅干成了，而且干得非常漂亮。当时，除范仲淹作记称赞他外，尹洙夸奖他：“先是公领邠、宁、环庆之兵，插戎为帅。臣守巴陵乃下迁。由大而小，必易其治;或阴愤阳惨，事弛官废，下不胜弊者有之;或慎微虑危，修旧保常，无所设施者有之。若乎用舍一致，勇其所树立，非爱君之深，信道之笃，乌及是哉。”[18]欧阳修称许他：“伏承求卹民瘼，宣布召条，去宿弊以兴无穷之长利。非独见哲人明达之量，不以进退为心;而窃喜远方凋瘵之民，获被恺悌之化。”“无以称岳人所欲称扬歌颂之勤勉。”[19]就连慕名来岳的刘原父也留下了赞扬他清廉的诗句：“谁信专城千骑居，空斋图籍两三厨。”[20]王辟之更是盛赞：“庆历中，滕子京守巴陵郡，治最为天下第一”。[21]
2. 先简略介绍范仲淹的生平，再重点了解他“庆历新政”失败前后的情况。《宋史》本传对其生平记述甚详。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江苏吴县人。两岁而孤，随母适长山朱軏。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与滕子京同举进士。少时“断齑划粥”充饥，刻苦攻读。青年时就立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中年为官，直言敢谏;生活上“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晚年儿子们要为他置庄园养老，他却将这笔钱购置了千亩义田，解决家乡鳏寡孤独者的生计。他逝于赴颖州任所途中时，家人从他的衣箱中竟找不到一件好衣裳为他装殓!是史称的一代名儒贤相。
庆历三年(1043)八月，宋仁宗“以枢密副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九月，在宋仁宗一再催促下，范“退而列奏，言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帝次第颁下”[22]，付诸实施。因此，触犯了官僚贵族的利益，立即招致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滕子京“泾州公案”便应运而生。继而抛出“朋党”之论，诬陷“(杜)衍、仲淹及(欧阳)修为党人”[23]。于是，欧阳修作《朋党论》予以反击。庆历四年八月左右，范仲淹就曾两次请求“乞罢x知政事知边郡”，皇上未允。更有甚者，守旧派夏竦命女x“阴习(石)介书”，将石介给富弼信中的“责以行伊、周之事”，篡改为“行伊、霍之事”，诬陷石介撰写的是“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富)弼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24]范出使不久，“谗谤亦多，人多指(石)介，介不自安，遂求出。”石介离开朝廷，通判濮州。九月，王拱辰利用“进奏院祠神事”，即监进奏院刘巽、集贤校理苏舜钦等按贯例将卖废纸所得公钱搞了一次聚餐，向皇上劾奏，皇上命开封府劾治。因为此事将范所荐推行新政之人：苏舜钦、王洙、刁约、章岷等，查的查办，贬的贬职。“拱辰等喜曰：‘吾一举网尽之矣!’”[25]庆历五年正月“乙酉，以参知政事范仲淹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枢密副使富弼为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26]继而“杜衍罢知衮州。韩琦罢知扬州”。“庆历新政”的主帅皆贬谪离京!不久，欧阳修任河北都转运使，尹洙先贬崇信节度副使，再贬监均州酒税。至此，新政将帅尽皆扫荡出京，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彻底失败了!
范仲淹请调邓州后，对宦海浮沉产生了厌弃，以前对隐士“无愠喜”的倾慕之情便渐次浮出水面。他曾在《访陕郊魏疎处士》诗中写道：“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27]退则不行道，自养心性。他对大隐士林逋更是仰慕：“风俗因君厚，文章至老醇。”[28]在睦州所作《严先生祠堂记》，盛赞严子陵的行为，可“使贪夫廉，懦夫立，有大功于名教”。[29]当然，不能说奉行孔子的“用之则行，止之则藏”，对隐士有倾慕之情，就一定会产生退隐出世的思想。但是，“诗言志”，范仲淹确实在此时写作的几首诗中，表露了这种置田归隐、避祸趋安的消沉心态。如《依韵酬光化李简夫屯田》：“老来难得旧交游，莫叹樽前两鬓秋。少日苦辛名共立，晚年恬退语相投。龚黄政事聊牵强，元白邻封且唱酬。附郭田园能置否?与君乘健早归休。”《依韵酬李光化见寄》：“南阳偃息养衰颜，天暖风和近楚天。欲少祸时当止足，得无权处始安闲。心怜好鸟来幽院，目送微云过别山。此景此情聊自我安慰，是非何极任循环。”《依韵酬太博张相公见赠》：“出处曾无致主功，南阳为守地犹雄。醉醒往日惭渔父，得失今朝贺塞翁。七里河边归带月，百花洲上啸生风。卧龙乡曲多贤达，愿预逍遥九老中。”[30]言为心声，这3首诗的情调都比较低沉。前两首向“晚年恬退语相投”的老友表示了这种心态：光化军附近有田园可置否?趁我们身体还健康早日退休吧;要想安闲就别当官，要想远离祸患就要懂得止步回避。后一首“惭渔父”、“贺塞翁”，用屈原《渔父》与塞翁失马的典故，隐喻自己以前没有从渔父劝说屈原中得到启示，竟然浮沉宦海;太博张相公早年全身而退，真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今后，我也要闲游七里河，咏叹百花洲，参与到诸葛卧龙故乡贤达隐者的行列中。人非圣贤，毛泽东在晚年还犯下那样严重的错误，何况范仲淹。他在饱受诬陷打击，经历宦海波涛之后，为让自己的家族和政治同仁免遭诛灭九族之祸，偶然出现这样的心态也情有可原。但是，范仲淹毕竟是在年轻时就立下了“以天下为己任”大志的名臣硕儒，一旦警醒，自然“不待扬鞭自奋蹄”。
3. 滕、范性格之比较。滕、范的出身、经历和性格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二公都是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同年及第，敢于任事，直言敢谏;好施与，乐于助人;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等等。不同点在于滕子京出身“军事推官”的武将之家，受古代剑客武士的侠义思想影响较深，讲究江湖义气。认死理，一旦认准目标，便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将个人的兴衰荣辱皆置之度外。《宋史》称“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即源于此。他既遭拘押审查，又连遭三次贬谪至岳州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心一意为百姓办实事的真实原因也在于此。他的“乐其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31]不是南宋周辉说的“悯己伤志”，而是屈原《离骚》忧国忧民式的发泄，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勇士长啸，非为一己之私。他的这种表现确如王宽行所云，在性质上是不应属范仲淹所说的“以己悲”的范畴，因为“修楼者的政治行动和作记者的政治理想是完全一致的”[32]。范虽品格高尚，素“以天下为己任”，但终因受儒家中庸之道的思想影响较深，又素有对隐士的倾慕之情，故在遇到矛盾尖锐、情况复杂的时候，特别是在遇到将造成自己的家族和同仁要遭受株连九族之祸时，产生气馁而采取退缩回避的态度。如前述，“庆历新政”推行不到一年遇到抵制和打压时，为避祸患，他就两上奏折请辞参知政事去充边任。当边事稍安，又托肺疾请求“择一善地”就医养病而调邓州，彻底退出政治斗争的旋涡。范到邓州是自己请求调动，并非“贬谪”，这在《陈乞邓州状》讲得很清楚[33]。这是奉行“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者的必然选择。
4. 特殊的历史人物和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了这篇千古绝唱。由上述可知，滕子京与范仲淹是两个特殊的政治人物，他俩政治地位悬殊，家庭影响有别，思想理念各异。特殊的历史背景，则是“庆历新政”的失败和失败后出现的复杂情况。滕子京驰书求记是在庆历五年六月十五日，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却到六年九月十五日才写就，相隔整整15个月。范仲淹为何迟迟不动笔作记?此间，除频繁调动公务繁忙、肺疾侵扰身体不佳、岳阳楼历代名诗佳作如高山横亘于前等原因外，主要是“庆历新政”失败后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一生的政治追求彻底毁灭了!故而出现消沉心态。范又为何要写、而且能写出这篇千古华章呢?重要的原因是，他毕竟是个一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名臣硕儒，在短暂的思想波动之后，严峻的现实，必然促使他深入思考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自己都出现这样的思想波动，那些被贬谪的政治盟友会不会出现尹洙《岳州学记》说的因遭贬谪而“阴愤阳惨，事弛官废”，“慎微虑危，修旧保常”[34]的情况?这可是个事关家国的重大问题!正当此时，滕子京重修的岳阳楼即将竣工，为尽快获得范公的楼记，定然再次投书催请。而此时的范仲淹正需寻个典型，找个机会勉励政治盟友──岳阳楼的历史影响，滕子京的突出表现，正是难得的契机。加之滕《求记书》要求他给名楼注入“精神”的提示，故亲临岳州实地考察，以滕子京为楷模写下了这篇千古雄文。范仲淹到过洞庭湖，有他自己的诗为证：“去国三千里，风波且不赊。回思洞庭险，无限胜长沙。”[35]
综上所述，我们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岳阳楼记》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受特殊请托，由特殊的历史人物撰写的一篇特色独具的文章。这篇独特的议论文，全文围绕“谪”字展开，记事和写景都是为议论服务的。记事，即点明该文写作的论据：被贬“谪”的滕子京到岳阳后的作为，实记其人其事。写景，实叙典型环境，是紧接着“谪”字展开的议论：描述两种同一环境下的不同景色，列举面对自然景色“以物喜”、“以己悲”的迁谪之人绝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来与滕子京进行对比。最后提出论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肯定滕子京累遭贬“谪”，始终“进亦忧，退亦忧”的高尚品德，借以自励并激励政治同仁，为国家和民众的利益终生奋斗。如此解读，既符合历史的真实，又使范仲淹推崇的“古仁人”由一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一个真实、鲜活的具象。这样，《岳阳楼记》就更生动、形象，也更感人。
注释：
[1]安徽师大文学院汤吟菲撰《〈岳阳楼记〉研究综述》,中国哲士网。
[2]陈湘源著《千古名城岳阳解谜〈岳阳楼记〉写于岳阳》，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3]宋范公偁撰《过庭录》,《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8册第250页。
[4]远藤隆俊《宋代的士大夫与家族、宗族──以范公偁〈过庭录〉为线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4年1期。
[5]陈湘源撰《滕子京〈与范经略求记书〉撰递于庆历五年》，《学习与研究》2003年12期。
[6]吴小如撰《范仲淹〈岳阳楼记〉考析》，《语文教学通讯》1980年等2期。
[7]明徐文华撰《岳阳楼诗集序》，何培金编注《历代岳阳楼记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
[8]何益明撰《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湖南师范学院《语文教学》1978年第3期。
[9][15][17]《范文正公集》，清岁寒堂版卷十二第2页、卷十三第20页。
[10]宋司马光撰《涑水纪闻》，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0页。
[11]《宋史滕宗谅传》，《四部备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卷三0三第1129页
[12][13][16]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8月版第1075─1076页、1102页、1098-1109页。
[14]程应镠著《范仲淹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35页。
[18][34]宋尹洙《岳州学记》，巴陵县志 清光绪十七年版卷十七第7-8页。
[19]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与滕待制子京书》，《四部备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147卷第798页。
[20]宋刘原父《次韵滕岳州谢王南郡酒》，《巴陵县志卷五十六》，清光绪十七年版第5页。
[21]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贡举》，《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6册第506页。
[22][23][24][25][26]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8月版第1096页、1113页、1119页、1131页、1137页。
[27][28][29][30][33]《范文正公集》，清岁寒堂版卷二第9页、卷三第6页、卷七第1页、卷四第8-9页、卷十七第2页。
[31]南宋周辉《清波杂志》，《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9册第25页。
[32]王宽行、刘景林 《谈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写作目的》，《河南师大学报》1981年6期。
[35]《范文正公集卷三》第12页，清岁寒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