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优秀初中散文

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中很特别的一个。说它特别，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节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节日，一个虽未被法律明确认可，但却获得每个中华人普遍认同的节日，那就是对先祖、对英灵的祭拜，以寄托自己无限的哀思。祭拜，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是相当隆重的事情。所以清明这天，一般说来，在政府层面，往往要组织祭拜一下我们华夏共同的始祖——轩辕黄帝；在社团方面，也要组织祭拜一下革命英雄；在民间，则是必须去祭拜自己已经仙逝的先祖或者故去的亲友。当然，祭拜的规模大小不尽相同，但是，却能表达出祭拜者对逝去者的思念。

我就是在这具有隆重纪念意义的节日前一天，回到我离别近20年的故乡。说是故乡，那只能说是地理意义上的，因为，早就没有了亲人——父母在20多年前就故去了。父母离去3周年后，故居也转赠给了远房的堂弟，因为心中已经了无牵挂，所以，我就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

俗话说，叶落归根，这点真没有说错。快到花甲之年的我，近些年突然变得非常的怀旧，于是，思念故乡的情感愈加强烈。堂弟也曾电话邀我回家，兄弟聚聚。于是，内退后无所事事的我，踏上了几千里之外的归乡之旅。

走近故乡，却未找到我记忆中的故乡！

清一色的青砖大瓦房，取代昔日低矮的茅土屋，气派地横亘在我的面前，沿街杂花生树的绚丽，给我的直观感觉：这不该是山里农村，而是一座阔人们的别墅群。宽阔的水泥大路，和山外的省道直接想通，交通非常的方便，让这个小山村，和外面的世界紧紧相连。唯一在我印象中没有变化的，就是村子后面的那座大山，让我有充足的自信，认为这的确是自己的故乡。

沿着入村的大道进入村内，我原以为，“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我，将会见到许多陌生的面孔——那是很自然的事，二十年了，一代人呀，变化之大那是必然的。然而，令我诧异和失望的，却是走完了整个街道，除了紧闭的朱漆大铁门，我竟然没有看到一个人影。

阳光明媚的春天，人们都到哪里去了？

我凭着记忆中的印象，试图找到昔日的故居，可是，我的希望又落空了。因为记忆中，故居旁边那个标志性的大涝池没有了，我能上哪儿去找我生我长的故居呀？

那一刻，我怅然若失地站在那里，心里有些凝重。

无奈，我掏出电话，拨通了堂弟的电话。

电话那头，我能清楚地判断出堂弟好像在做什么事——很忙，让我稍等片刻，他即刻赶回。

悻悻然地坐在一块石头上，等待堂弟。

我打量着眼前变化巨大的故乡，感受着在家乡见不到一个人影的孤独，亦喜亦悲。

还好，在我的孤独感刚刚发苗，并没有茁壮成长的时候，堂弟就骑着摩托车赶回了，多少让我有些欣慰——当然，堂弟的变化也很大，但我们还是相互认出来了。

“哥，你回来了。”堂弟和我打招呼，很是热情，但是，脸上的表情却略显焦急。

“你在哪里呀？”我问他道，“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雍碶塬那面做活（打工）呢！”他憨憨地说道：“你早些告诉我（今天回来）的话，我今天下午就不去了。”

进得家中，多年前，我最后一次离别时的三间土木结构房屋早无踪影，映入我眼中的，是没有一点泥土气息的庭院，三层白瓷贴面的楼房高耸直立，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院落地面完全硬化平整，给人以现代化和城镇化的感觉。

进入房间，房内装修的精美和豪华，让我这个在外面吃了多年财政饭的“国家干部”汗颜——这不像家庭住宅，可以和四星级宾馆媲美。

当我在内心感慨房屋的精巧布局天衣无缝时，我的目光落在弯腰为我倒水的堂弟身上——他那一身褴褛的衣服，和这个房间极不相称。

表弟把水递给我，招呼我坐下后，自己并没有坐下，而是带着歉意对我说：“哥，你先坐下喝水，看看电视，我回去把那点活做完。那边人手太少，要不然就没法施工了。”

虽然话说得这么客气，但是，并没有商量的口气，身躯也是随着语言向外移动。

我还能怎么办呢！

堂弟走后，我一个人无聊地在院中用眼前刺激过去，努力地试图找到昔日的感觉，可是，我的努力没有成功。在这个现代气息浓厚的寂寞中，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昔日的温馨回忆。

春日的夕阳照在东边的墙头上，太阳快要西下了，没有多少的热量，给人一种颓废的感觉。

我心情失落地走进“皇宫”般的屋子，无聊地打开电视，看着电视里那些无聊的节目，打发这无聊的时光。

还好，没过多久，堂弟就回来了。

脱下那身褴褛的“工作服”，洗簌已毕，堂弟换上了他崭新笔挺，但并不太合身的西服。

“哥，不好意思呀，”他有些歉意地说道：“碛雍塬那边建筑工地缺人手，工头硬把我叫去了。说我一人在家还得自己做饭，到那边在大灶上吃就方便了。我既然去了，就要给人家好好做活呀。”

“没事的，”我淡淡地说道：“一切都好吧，小刚（大侄子）和他妈还在省城吗？”

“好着呢，哥，”他微笑着说道：“小刚那边事情好着呢，两口子很忙，他妈给带孩子。走，咱们吃饭去！”

“上哪儿吃饭去呀？咱自己做点吧，”我说道：“就做点咱小时候的家常饭。”

我是这样说的，心里也真是这样想的。我很想找找过去儿时的感觉。

“那不行啊，”他坚决地说：“你这么些年没回来了，怎么能这么慢待你呢？再说了，我已经在县城给咱们把晚饭定好了。车子马上就来接咱们。”

我还想推辞，他拉起我走出了家门。

坐在驶向凤凰山县城的小轿车里，我的心中并不愉悦。

按我的心里所想，这次回乡，主要是想能在有生之年，感受一下对故乡往昔的浓浓回忆，和堂弟及少年时候的伙伴们叙叙旧，看望一下尚健在的上辈老人们，给已经长眠地下的父母扫扫墓——因为有没有下次的回乡，对我来说，真的很难说清了。

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中很特别的一个。说它特别，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节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节日，一个虽未被法律明确认可，但却获得每个中华人普遍认同的节日，那就是对先祖、对英灵的祭拜，以寄托自己无限的哀思。祭拜，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是相当隆重的事情。所以清明这天，一般说来，在政府层面，往往要组织祭拜一下我们华夏共同的始祖——轩辕黄帝；在社团方面，也要组织祭拜一下革命英雄；在民间，则是必须去祭拜自己已经仙逝的先祖或者故去的亲友。当然，祭拜的规模大小不尽相同，但是，却能表达出祭拜者对逝去者的思念。

我就是在这具有隆重纪念意义的节日前一天，回到我离别近20年的故乡。说是故乡，那只能说是地理意义上的，因为，早就没有了亲人——父母在20多年前就故去了。父母离去3周年后，故居也转赠给了远房的堂弟，因为心中已经了无牵挂，所以，我就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

俗话说，叶落归根，这点真没有说错。快到花甲之年的我，近些年突然变得非常的怀旧，于是，思念故乡的情感愈加强烈。堂弟也曾电话邀我回家，兄弟聚聚。于是，内退后无所事事的我，踏上了几千里之外的归乡之旅。

走近故乡，却未找到我记忆中的故乡！

清一色的青砖大瓦房，取代昔日低矮的茅土屋，气派地横亘在我的面前，沿街杂花生树的绚丽，给我的直观感觉：这不该是山里农村，而是一座阔人们的别墅群。宽阔的水泥大路，和山外的省道直接想通，交通非常的方便，让这个小山村，和外面的世界紧紧相连。唯一在我印象中没有变化的，就是村子后面的那座大山，让我有充足的自信，认为这的确是自己的故乡。

沿着入村的大道进入村内，我原以为，“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我，将会见到许多陌生的面孔——那是很自然的事，二十年了，一代人呀，变化之大那是必然的。然而，令我诧异和失望的，却是走完了整个街道，除了紧闭的朱漆大铁门，我竟然没有看到一个人影。

阳光明媚的春天，人们都到哪里去了？

我凭着记忆中的印象，试图找到昔日的故居，可是，我的希望又落空了。因为记忆中，故居旁边那个标志性的大涝池没有了，我能上哪儿去找我生我长的故居呀？

那一刻，我怅然若失地站在那里，心里有些凝重。

无奈，我掏出电话，拨通了堂弟的电话。

电话那头，我能清楚地判断出堂弟好像在做什么事——很忙，让我稍等片刻，他即刻赶回。

悻悻然地坐在一块石头上，等待堂弟。

我打量着眼前变化巨大的故乡，感受着在家乡见不到一个人影的孤独，亦喜亦悲。

还好，在我的孤独感刚刚发苗，并没有茁壮成长的时候，堂弟就骑着摩托车赶回了，多少让我有些欣慰——当然，堂弟的变化也很大，但我们还是相互认出来了。

“哥，你回来了。”堂弟和我打招呼，很是热情，但是，脸上的表情却略显焦急。

“你在哪里呀？”我问他道，“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雍碶塬那面做活（打工）呢！”他憨憨地说道：“你早些告诉我（今天回来）的话，我今天下午就不去了。”

进得家中，多年前，我最后一次离别时的三间土木结构房屋早无踪影，映入我眼中的，是没有一点泥土气息的庭院，三层白瓷贴面的楼房高耸直立，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院落地面完全硬化平整，给人以现代化和城镇化的感觉。

进入房间，房内装修的精美和豪华，让我这个在外面吃了多年财政饭的“国家干部”汗颜——这不像家庭住宅，可以和四星级宾馆媲美。

当我在内心感慨房屋的精巧布局天衣无缝时，我的目光落在弯腰为我倒水的堂弟身上——他那一身褴褛的衣服，和这个房间极不相称。

表弟把水递给我，招呼我坐下后，自己并没有坐下，而是带着歉意对我说：“哥，你先坐下喝水，看看电视，我回去把那点活做完。那边人手太少，要不然就没法施工了。”

虽然话说得这么客气，但是，并没有商量的口气，身躯也是随着语言向外移动。

我还能怎么办呢！

堂弟走后，我一个人无聊地在院中用眼前刺激过去，努力地试图找到昔日的感觉，可是，我的努力没有成功。在这个现代气息浓厚的寂寞中，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昔日的温馨回忆。

春日的夕阳照在东边的墙头上，太阳快要西下了，没有多少的热量，给人一种颓废的感觉。

我心情失落地走进“皇宫”般的屋子，无聊地打开电视，看着电视里那些无聊的节目，打发这无聊的时光。

还好，没过多久，堂弟就回来了。

脱下那身褴褛的“工作服”，洗簌已毕，堂弟换上了他崭新笔挺，但并不太合身的西服。

“哥，不好意思呀，”他有些歉意地说道：“碛雍塬那边建筑工地缺人手，工头硬把我叫去了。说我一人在家还得自己做饭，到那边在大灶上吃就方便了。我既然去了，就要给人家好好做活呀。”

“没事的，”我淡淡地说道：“一切都好吧，小刚（大侄子）和他妈还在省城吗？”

“好着呢，哥，”他微笑着说道：“小刚那边事情好着呢，两口子很忙，他妈给带孩子。走，咱们吃饭去！”

“上哪儿吃饭去呀？咱自己做点吧，”我说道：“就做点咱小时候的家常饭。”

我是这样说的，心里也真是这样想的。我很想找找过去儿时的感觉。

“那不行啊，”他坚决地说：“你这么些年没回来了，怎么能这么慢待你呢？再说了，我已经在县城给咱们把晚饭定好了。车子马上就来接咱们。”

我还想推辞，他拉起我走出了家门。

坐在驶向凤凰山县城的小轿车里，我的心中并不愉悦。

按我的心里所想，这次回乡，主要是想能在有生之年，感受一下对故乡往昔的浓浓回忆，和堂弟及少年时候的伙伴们叙叙旧，看望一下尚健在的上辈老人们，给已经长眠地下的父母扫扫墓——因为有没有下次的回乡，对我来说，真的很难说清了。

谁想，半个下午的时间，我并没有和堂弟说上几句话，昔日的伙伴及其老人们，一个也还没见到，而堂弟把我当作远道而来的贵客，高规格接待，我的心中有些酸楚。

凤凰山县国际酒店的超豪华，让我这个在大都市生活了30多年的人，感到有些意外。在我的想象里，我们这个昔日闻名的国家级贫困县，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实力和必要，建成这样的酒店——看来，我是落伍者。

丰盛的晚宴，没有激起我多少的食欲，我象征性地用筷子夹着桌子上的美味佳肴，一门心思地和堂弟拉话。

“村子里的变化很大呀！”我寻找着话题，慢慢地说道：“要不是你回来，我还真不知道我就站在家门口，那个大涝池也不见了，我也找不见家门了。”

“现在都富了，”堂弟认真地吃着饭菜，“现在村子里都是单户居住的，没有过去俩家或者三家住在一起了。涝池填了有十二、三年了吧，那上面住了十几户人家呢！”

“怎么村里没见人呢？”我接着说道：“我下午回来时从村里走过，家家门都闭着呀！”

“现在各村都这样的，”他没有任何表情的变化，依旧边吃边说道：“要么就是都出去做活（打工）了，要么就是陪娃娃到县城上学了。咱们村的学校，也停办五、六年了吧。各村现在留下的，大都是七、八十岁的人。”

“咱村现在还有谁在村里呢？”我有些急迫地问道。

“祥林家的老姨了，今年82岁了，其他（各家）共有七八个人。”他还是那么认真地吃着饭菜，淡然地说道。

“祥林？”我接着道：“祥林现在在哪里？他把老姨一个人留在家里行吗？”

“死了，死了四五年了吧。”堂弟还是面无表情地边吃边说：“现在，他家就只有老姨一个人了。”

“死了？”我一惊，筷子掉在了桌子上。

“你怎么了？哥。”堂弟抬起头，茫然地望了我一眼。

“哦，没怎么？”我语气平缓了一些，“你说祥林死了，我有些吃惊，他没有我大呀！”

“叫老婆逼得活不下去了呀！”堂弟望了我一眼，“这人的命运谁也说不准。”

“老婆逼的？”我紧接着问道。

“是呀，娶不下个好老婆，死了做鬼，连个上坟的都没有，”堂弟慢吞吞地说着，端起汤碗喝了一口。

祥林是和我们从小在一起玩大的，四个小伙伴中最小的一个。那时候他虽然最小，但却最聪明、最调皮而又最懂事。我们春天在麦地里剜荠菜的时候，别人剜过的地里，麦苗横七竖八地躺着，而他的地里麦苗直挺挺地立着，似乎人就没有进去过，为此，父辈们都夸祥林而骂我们；夏天我们在大涝池里游泳，捉青蛙玩，等出水的时候，我们三个满身污泥，衣裳尽湿，而他满身光洁，衣服整齐地放在岸边；秋天跟着大人们收获山里的果木时，我们是睡醒了才去，去了也是尽情地玩，干活是随着兴趣，而他却始终和父母一起进山出山，认真地劳动；冬天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我们堆的雪人就像残疾人，歪鼻子斜眼、缺胳膊少腿的，而他堆的雪人，样子好看不说，还用小煤块做成眼睛，用胡萝卜片做成嘴唇，远望就像一个身着白衣服的人站在那里。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他的点子最多，花样最多，虽然我们都比他年长一些，但他就是当然的老大，我们在他面前“俯首称臣”。

我们进校上学的那一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虽说在学校，但基本就没有书可读。从年龄上说，我们当时连“红小兵”都算不上，但整天也是跑来跑去地“串联”。在学校的那段日子里，他也是当然的“头”，全班同学整日围在他的身边。但后来，“革命”革到了他的头上——祥林的爷爷在民国时期，曾在“乡公所”当过文秘，解放后，又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县政府办公室当写作员，被当作混进革命队伍的“奸细”清理出来。很快，他们全家被划为“黑五类”，爷爷受不了这样的屈辱，自逝而亡。跟着奶奶也被斗死。父亲以“父债子还”的当然身份，整日被拉出去游街、批斗。在一次艳阳高照的夏天中午被批斗后，高烧不退，到傍晚时刻就咽气了。

家庭遭此变故，祥林成了家里唯一的男劳力。他离开了学校，回到家中，年仅十岁的他，从此开始了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成人生活。

那些年，当我们放学回来时，总是看到他跟着村里的大人们一起，从山里参加劳动归来，或者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和母亲辛勤地劳作着。冬天穿着棉花露在外面的破棉袄，夏天基本就是光膀子，肩上扛着比他身高还长的劳动工具，一声不吭地担水、锄地、施肥、拉车……见到我们，只是微微笑一笑，很快低头就走了。

懵懂的孩提时代，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觉得他很可怜，可是，我们又帮不了他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帮。

后来，年龄稍长的时候，在寒暑假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看到他劳动很好，对他很是崇拜，仍然是帮不了他什么。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流逝，我们也在一天天的长大。尽管我们的思想意识有所改变，但在当时，我们对生活的、对人性、对人生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唯一能帮助他的，就是偷偷地给他一点细粮白面，或者几毛钱的零花钱。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也同步高中毕业。

十年的学生生涯，并没有学到多少有用的科学文化知识，唯一带来有价值的，就是年龄增长了十岁。

1977年，我参军来到了祖国的大西北边陲。

谁想，这一走，基本就和家乡远离了。

参军后，我因为救落水儿童立功一次，被推荐上了大学，然后，就深深地扎根在这里了。

那时候的信息传递方式，基本就是书信，在与父母的信件来往中，除了互报一下自己的情况，没有多少多余的话题，所以，祥林的事我一点不知道。

以后在父母的安葬葬礼上，我没有见到祥林，也更没有功夫去打听关于祥林的情况。

所以，祥林，在我的脑海里，基本是空白的。

“哥，你又怎么了？”堂弟喊道。

我被堂弟的喊声惊醒，回过神来。

“哦，没什么，”我用手在脸上抹了一下，说：“我在想祥林，他到底后来是怎么了？”

“哦，是这样的。”堂弟拿起一个馍，咬了一口，说：“农业社散伙的前一年（注：1982年），祥林的爷爷和父亲被平反，祥林被招到县卫生材料厂当了工人。紧接着，农业社散伙了，土地分了，祥林连地也没有分上。”

“当工人这是好事嘛！”我接着堂弟的话说道。

“哎，是好事。”堂弟喝口水说道：“可是，他不识字，在厂里只能干最苦最累的体力活。在几年后的一次机器搬运和试装中，右手的五个指头被压断了，救治后，命保下了，可人成了残废。”

“那后来呢？”我急不可待地问道。

“后来就工伤休养了，他就又回到了咱们村里。”堂弟表情淡然地说道：“回来后，（因）人已经残废，在咱这儿连个媳妇也娶不上。最后，还是咱村的根旺从四川给领回一个，据说是个寡妇，才算成了家。”

“那媳妇是怎么逼死他的呢？”我紧接着问道。

“哎，他娶了个麻糜儿（泼妇）嘛！”堂弟叹了口气，喝了口水，慢慢地说道：“这事是这样的。他刚回来时，虽然不能干活了，但每月还能领到几十块钱的休养金，和老姨的日子过得还差不多。后来娶了媳妇、又添了两个孩子，这一大家人的日子就紧巴了。老姨是小脚，再加上上了年纪，有些农活已经做不了，就靠他媳妇一个人做农活，这样媳妇难免受不了，于是，经常就有事没事地骂他，拿他出气，当然也是出一出心中的怒气。他也只能忍着呀。后来儿子大了，这开支就更多了。加上物价上涨，可是他的休养金一点也没涨，日子就有些支撑不下去了。于是，在家里经常被媳妇骂着，他只能忍着，谁让他是残废做不成活呢？大概是2004年前后吧，大儿子考上了县上的重点中学，可是，家里却拿不出供孩子上学的学杂费，于是，儿子在报名的当天，就出门打工去了。谁想到，到了广东后就没有了消息。既不来信也不来电话，把一家人急坏了。老姨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媳妇整天除了干活就是骂他，声音大得整个村子都能听到。祥林除了唉声叹气，连话都不说了。也就在那一年，县上的卫生材料厂又倒闭了，连那几十元的休养金也没有了。没办法，他只好出去打工，可他能干什么呀？到哪里都没人要。”

“那大儿子找到了吗？”我急切地问道。

“没有，”堂弟用筷子敲了一下桌面说道：“到现在都没有消息呢，上哪儿去找呀？出去的时候才十四、五岁的孩子，也没个人跟着看着，单身走了的。都说可能已经死了，要不这都快十年了，还没个信儿呢？”

“那祥林后来呢？”我接着问。

“后来，咱村里的存军在一个建筑工地，给祥林找了个看工地的事儿。”堂弟依旧表情淡地说道：“祥林在哪里待了近两年，基本还算可以。后来小儿子也考上了县中学，媳妇就陪着小儿子到县上给娃做饭，谁想到到县上没多长时间，媳妇就被房东那个老光棍色鬼给霸占了。祥林回来知道后，去和房东理论，没想到，被房东和族人给打了一顿，右腿骨被打断，又没钱看病，只好呆在家里由老姨照看。媳妇从县上跑回来，没有问祥林的病情，反而把祥林骂了一顿。说祥林不知道自己的深浅和长短，自己没本事，养不住老婆娃娃，别人代养了，还寻人家的不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总之话很难听。骂过之后，就撒手又跑回县上去了。”

“是这样的啊！”我似乎感到胸口的气呼不出来了，有气无力地说道。

“祥林在家里呆了三个月，基本能下地了。”堂弟边喝水边说：“他一拐一瘸地就跑到县上去找媳妇，想和媳妇好好说一下，没想到，又被媳妇骂了一顿。后来听说，是那老光棍色鬼看到这个场面后，把祥林圈在房子里，当面就和那个女人做那个事，对他进行羞辱。祥林在回来的路上，就从咱们前庄子后面的那个崖上跳下去了。”

“啊？！”我感觉身上一下冒出了许多汗，不该怎么说了。

“后来，是前庄子的永明叔发现的，”堂弟还是不紧不慢地喝着水说道：“人当时已经看不清面目了，从右手没有手指才知道是祥林，给咱们的队长说了。队长和几个人在家的人去看了一下，确认是祥林，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拉回来吧，老姨再有个意外闪失，一个人可能就埋成了两个人，还得队里出钱；不拉回来吧，总不能叫尸首晾在野地里。最后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就在崖下挖了个坑，就地埋了，连个棺材都没装。”

“就这么埋了？”我愤然地问道：“就没寻一下那个女人吗？怎么能轻饶那对狗男女呢？”

“那俩听说祥林死了，就跑了，谁还等着挨锉呢？”堂弟还是很淡然，“后来，祥林的孩子也不去学校了，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颓然地把头靠在椅子上。

“那老姨现在怎么生活呢？”过了一阵，我轻声地问堂弟。

“自己一个人过呗，还能怎样啊？”堂弟说：“老姨现在还不知道祥林已经死了，只知道祥林出门了。经常还念叨说，祥林出去怎么不回来看她，队里给老姨申请了低保，她就这么一个人过着。”

我无语地把胳膊支在桌子上，下巴压在手背上，看着桌子上丰盛的饭菜，却产生了一种恶心的感觉。

“哥，你吃呀，怎么了？”堂弟看着我，似乎觉得我好像发神经了，“这又有什么呀？已经过去五、六年了。要不是你回来，我早都把这事给忘了。现在人都忙得像鬼在后面追着，哪有功夫去考虑这些事呀！”

“是呀，人都很忙的，”我语无伦次地重复了一句，我也不知道说这话想表达什么意思。

“哥，现在不忙能行吗？”堂弟把一杯饮料放在我得面前，然后坐下说道：“现在做什么都要花钱，没钱真是过不下去的。在咱们这里，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人都走了，到广东那面做活（打工）去了，一年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回来见上一面；五六十岁算是年轻人，大多就在附近打工，顺便照看一下家；七八十岁（的人）留在家里，自己一人过活着。有些女人虽然没去做活（打工），但娃娃都在县上上学，去县上租房照顾娃娃们了。现在咱们队，平时常在家的就七、八个人。”“永来和宗岐在么？家里有人吗？”我问。

“你说是从小和你一起长大的他俩吗？都没在。”堂弟接着说道：“永来两口子去浙江了，儿子在那边。听他说，儿子在那边买了房，房贷近100万。他说给儿子能帮多少算多少，他三四年都没回来了；宗岐去深圳也都三年没回来了，儿子和他妈都在上海。他现在过年就回上海，他妈在那边给儿子看娃娃。”

“七八个人在家，村里有个事怎么办？比如埋人，我记得，光抬棺就需要十几个人呀！”我随口问道。

“埋人都现代化了，根本不需要人抬的，”堂弟很自然地说道：“以前的那些繁琐礼节都统统去掉了——当然也没多少人参与了，什么事都包给专门搞这个的了——用车子把棺材拉到地里，机械化下葬，再用挖掘机就埋了——如果有事太忙的话，在自家连客也不待，埋完人后脱下孝服，就包车来县城定俩桌饭吃一下，然后各回各家，很省事的。”

“难道也不给老人上个坟吗？”我跟着说道。

“哎，活人都顾不过来，还顾得上死人呀！”堂弟微微笑了笑，“人死了还就死了呗。现在不在家的人，一年能给先人上两次坟的都算孝子了。一般过年回来大多都能上，十五（正月）不走的去上一下，走了也就不上了。清明、十月一（鬼节）谁还为上坟（的事），大老远地专门回来一趟呀？”

堂弟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是轻松。

“那把家建设那么好，不住有什么用呀？”我问他道。

“基本都把门锁着呢！”堂弟说道：“可你不建设行吗？家家都这样搞，谁也不愿让人看笑话呀！就像祥林，前些年，也都把原来的土房拆了，盖成了砖房，只是没盖楼——当然他也盖不起的。”

“哦，我知道了，”我用手撑在桌子上，站起身，端起杯子喝了口饮料：“我不吃了，你吃好了，咱们回家吧！”

“回？”他惊异地望着我，“我给咱俩把房间都定好了，回去作甚？今天做活的人现在都睡了，明天还要出工呢！黑灯瞎火的，跑回去看什么呀？我陪你看看咱们县城的夜景，看看咱们县城这些年的变化嘛！明天就是清明节，你回来了，咱去给大伯和大妈上个坟吧！”

我看着眼前的堂弟，真正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