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心灵表现——张爱玲《心经》
张爱玲其作、其人广受文学界、评论界及读者的热切关注。其中的《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等力作不断从各种角度、层面被研究、阐释。相对而言，《心经》这部短篇小说却少有人提及，甚至张爱玲自己也认为它是“自己最不惬意”的两篇之一，因为它比较“晦涩”。《心经》是一步弗洛伊德理论色彩浓厚的小说，讲述一段畸形的父女之恋，揭示自然的性爱与道德伦理的冲突。以多重视角对其间的复杂任务关系进行解析，便可发现其潜层话语下要阐释的人性、人生的真谛及其流露出的“苍凉”的悲情。
一、作品中人物对“埃勒克特拉情结”的诠释
上个世纪，奥地利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发现了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和“埃勒克特拉情结”。这两个名字源于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两部著名悲剧，前者主人公杀父娶母，后者主人公诱使其弟杀死母亲，为父报仇，自己则终身未嫁。弗洛伊德认为，父亲作为儿童早期心理发展上起独特作用的角色，他是拆散母婴结合体的建始性分裂者，鼓励并支持儿童的独立和自由，有利于个性的发展;他是儿子学习男子汉气质的楷模，也是女儿形成女性气质的导引者、支持者和认可者，对儿童性别角色的分化具有很大作用。
弗洛伊德认为，恋父情结如果发展不利，一生都可能受其影响。“孩子对父亲的尊敬、爱戴以及在父亲晚年时对他进行赡养和保护的热心，本是人类自然感情，人类最重要的基本观点，就是理所当然地建立在这感情之上的。人类通过这种感情和社会联结在一起，若是有一种行为恣意践踏了这在感情，人们一定会觉得是不可理解的，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心经》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践踏了这种感情”、令人难以置信、又难以接受的悲情故事。
张爱玲其作、其人广受文学界、评论界及读者的热切关注。其中的《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等力作不断从各种角度、层面被研究、阐释。相对而言，《心经》这部短篇小说却少有人提及，甚至张爱玲自己也认为它是“自己最不惬意”的两篇之一，因为它比较“晦涩”。《心经》是一步弗洛伊德理论色彩浓厚的小说，讲述一段畸形的父女之恋，揭示自然的性爱与道德伦理的冲突。以多重视角对其间的复杂任务关系进行解析，便可发现其潜层话语下要阐释的人性、人生的真谛及其流露出的“苍凉”的悲情。
一、作品中人物对“埃勒克特拉情结”的诠释
上个世纪，奥地利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发现了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和“埃勒克特拉情结”。这两个名字源于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两部著名悲剧，前者主人公杀父娶母，后者主人公诱使其弟杀死母亲，为父报仇，自己则终身未嫁。弗洛伊德认为，父亲作为儿童早期心理发展上起独特作用的角色，他是拆散母婴结合体的建始性分裂者，鼓励并支持儿童的独立和自由，有利于个性的发展;他是儿子学习男子汉气质的楷模，也是女儿形成女性气质的导引者、支持者和认可者，对儿童性别角色的分化具有很大作用。
弗洛伊德认为，恋父情结如果发展不利，一生都可能受其影响。“孩子对父亲的尊敬、爱戴以及在父亲晚年时对他进行赡养和保护的热心，本是人类自然感情，人类最重要的基本观点，就是理所当然地建立在这感情之上的。人类通过这种感情和社会联结在一起，若是有一种行为恣意践踏了这在感情，人们一定会觉得是不可理解的，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心经》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践踏了这种感情”、令人难以置信、又难以接受的悲情故事。
处于豆蔻年华的女学生许小寒阴差阳错地爱上了自己的父亲许峰仪。这种畸形的父女之恋使极富幻想、纯情的许小寒甘愿放弃一次次原本“健康的，正常的爱”。更可悲的是，作为人父、人夫的许峰仪，本该阻止这段不该发生的“恋情”，却在不自觉中本能地爱上自己的女儿，两人陷入了性爱的迷乱之中。这一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有着张爱玲式的处理方式。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即张爱玲创作《心经》时，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和“埃勒克特拉情结”中的“情感依恋”正受到中国文人的瞩目。虽然许小寒不是演绎埃勒克特拉的“诱弟杀母”，但她从一出生就有着与埃勒克特拉类似的心路历程，“你生下来的时候，算命的说是母亲，本来打算把你过继给二舅母的，你母亲舍不得。”正是这份“舍不得”，为日后的苦果找到了根源。原本不应该、也不存在的莫名的“报复”，却在身不由己中幻化、产生。小寒无情地“戕杀”了自己的母亲，她不是在肉体上，而是在精神上自然地扮演“埃勒克特拉”的角色。她以自己的天真纯洁，处处透露出的青春的活力以及对父亲的崇拜，毫不留情地剥夺了父亲对母亲应有的那份爱。这种严重错位的情感方式使母亲备受精神的煎熬，但女儿却以之来抚平自己内心隐秘的伤痛。许峰仪对于妻子本应有的性爱已经荡然无存，这种无爱的婚姻无异于令人窒息的坟墓。这与死亡又有什么不同呢?
显然，小寒之于父母犯下的错误是在情不自禁中，发乎自然而又无法逃避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知不觉的犯罪。许父也并非置身事外，而是积极地参与其中。他们的犯罪倾向又怎么能够说是无意识性的呢?深埋于这段迷乱的性爱之下，作者究竟要向我们阐释什么呢?毫无疑问，在潜层话语语境下看，作者要非常态的传奇故事，挖掘深层的男女性爱中的本能冲动，剖析现代都市文明中的人性扭曲，深入到人性中最隐秘之处，探索人性的劣根性及其悲剧性。这种有悖于常规伦理道德的“爱情”是“建立在现实中抽象的男女性爱的基础上—女性对男性的崇拜、男性对女性青春的渴望”。为了那片固守的精神家园，许小寒在“真实的谎言”中执著地、幼稚地、毫无功利地爱着自己的父亲。这样的爱，在张爱玲的其他作品中是罕见的。但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拖向黑暗中”。可见，高度发展的都市文明中，酝酿着多么巨大的人性悲哀。他们父女选择这种畸形的爱的方式，之于小寒，那只不过是为了“避免现实的爱的烦琐与丑陋”，却不顾“这种爱本身带有虚妄性”。
小寒对于父亲的爱怜和崇拜，无非是“现代人在理想迷茫的苦闷”。父亲在这里就自然成了这一“理想的花名”。对于许峰仪而言，他无疑是现实中男性自私的化身，他不爱自己的妻子，却毫无理性地将这份本应给予妻子的情感莫名地转嫁到“有着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却极富有青春魅力的女儿身上。这种发自本能的自私，似乎也是文化冲击下的产物，是现代都市人较为普遍的心理特性之一，即每个人需要的那种活泼的、真实的情爱。
回到最初的“埃勒克特拉情结”。如果不是由于母亲的恻隐之心。也没有过继给三舅母，而是直接被抛弃，那又会怎么呢?他们父女或许永远不会相遇，即使相遇不一定会产生出真正所渴望的情爱。因为在张爱玲的世界里，现实中真正的男性是缺失的。他们要么在身体上残缺不全，要么在精神人格上畸形扭曲。许小寒始终无法摆脱命运为她编织的牢笼，又无力打破困于心中的魔障。于是，她固守的那份精神的纯真的爱，唯一的去处就是“逃避”。“逃避”现实，“逃避”到那个她最初应该去的地方，以求时间淡化命运对于她造成的折磨。这是她惧怕的、无力逃脱的、最终的归宿点，这一处如张爱玲《传奇》及其它作品。“无不或隐或显包含着一种命运感，她所写的婚姻故事或两性交往的故事，其实既非婚姻也非纯是两性故事，而不过是不同年资、不同身世背景、不同性格脾性的女子或男子，对各自命运的一种反应。并且，他们的一切人为的努力，最终都看不透，玩不过命运的原则，都无法左右已被注定了的文化盛衰”。
二、《心经》中的错综人物关系
综观张爱玲的作品，她总是围绕着人的情欲、非理性来写“悲剧”。她的悲剧中，人性总是盲目的、情欲总是肮脏的。其中，总有一类人由于欲望的扩张而导致悲剧，这一类人人物形象是张爱玲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美学理论的发展，而且所占比例非常大。
张爱玲自觉地以情欲、非理性来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假如不是被情欲或是虚荣心所欺瞒，人对现实的了解仅限于这一点;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德尔悲剧，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借悲剧以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起卡塔西斯作用。”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尼柯尔说过：“所有伟大的都是提出问题，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有的只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名言的依恋。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但是，获得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安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张爱玲的小说多以多重视角进行叙述。围绕人性的问题，阐释普通人的世俗性和原始性。从男性视角或者女性视角进行解读，《心经》是对人的社会属性的消解，展示他们作为世俗之人对原欲渴求的无奈，是那些“出于本能，带有较多原始性、兽性的人”的人生悲剧。首先，许小寒的母亲或者作为许峰仪的妻子这一双重的社会属性，也就是她所应扮演的双重的角色，在这里是完全被消解。从女性视角站在小寒的立场上，她完全没有把母亲作为她的长辈，作为与她的父亲拥有平等地位和身份的角色。而仅仅把她视为与自己同样的“女人”，她从内心深处不认同“母亲”这一角色。作者在叙述中也同样否定母亲的存在，在文章开头作者运用这种“同视角”(即叙述者只转述一个或数个人物所能接受到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心理可能)的描写方式，叙述同学为小寒过生日时，对她母亲作出的猜测：
一个问道：“只听见她满口的爸爸长爸爸短。她母亲呢?还在世吗?”
另一个又答道：“在世。”
那一个又问道：“是她自己的母亲吗?”
这一个答道：“是她自己的母亲。”
另一个又追问道：“你见过她母亲没有?”
这一个道：“那倒没有。”
可见，母亲是不在场的，是缺乏的。在小寒的潜意识里，嫉妒母亲、憎恨母亲。因为母亲先她而占有她生命中唯一的真实男性。于是，她处心积虑地要剥夺母亲应有的扮演权，从而无形地把自己陷入孤立无助的境地，在“白日梦”中咀嚼着无法得到的那份真爱——富有原始性的精神真爱苦果，感受着虚幻的人生带来的荒凉。
同时作为母亲的另一个“女人”也同样陷入痛苦无奈又尴尬的困境，在不满足中、不安稳中、不能忍受中无语而难堪地苟活。从这个角度说，许小寒母女都是作为“女人”的彻底失败者。因此，有人认为这篇小说是张爱玲小说中最具“人性意识”的作品。从许峰仪的叙述，即所谓的男性视角看，他不愿以父亲的身份对待小寒。儒家伦理道德之于他的规范角色已经完全消失，他是作为具原始性的、女人心目中的男人而存在。
女儿小寒之于他被幻化成为与妻子同样的女人，不同的是，小寒比她母亲更加美丽，更富有青春活力。这是许峰仪所渴求而小寒母亲又不能给予他的，社会赋予许峰仪自然属性不允许他发其兽性，他不得不时时虚伪地以“爸爸”的身份刺伤小寒。他选择自我回避：让段绫卿一个貌似小寒而又“人尽可夫”的女人作为自己的情妇。抛开父女关系不论，仅作为世俗中的男女间的性爱关系，充分说明他是一个负心的又不敢承担责任的“伪君子”。最终沦落为情欲的奴隶，自私地使自己的身边的女人痛苦。作者从女性观点出发来消解男权话语中男性的社会角色，这无疑是对现代都市中男子的文明提出的质疑，是对男权社会的反讽。许峰仪只是许小寒本能欲望中的男性符号，是虚拟的情爱的化身。其固有属性所代表的父亲，男性作为一家之主的主体权和权威性被化解、颠覆，这种使男性家长的地位及社会属性自然缺失的叙述方式，显示作品的女性主义色彩，也潜藏着女性文本中自觉的反父权意识，“性爱是冲破家庭的狭隘樊篱，使其扩展为大规模的人类社会的祸首”。
来自人类天性而又受道德伦理约束的那种不健康、不正常的感情只会被抹杀。在整个这场错乱的性爱纠葛中，许小寒的母亲应该得到的来自于许峰仪那份爱名存实亡。对于许小寒来说，是把“枯寂的人生用自己的理性筑成樊篱，自己不愿冲破，也不愿被人冲破”。苦苦固守那片认定的精神家园，偏执得只有自己清楚，而他人最终无法理喻的意念、理想和感觉。将内心深处被看作对手的母亲践踏得伤痕累累，走入了张爱玲所惯描写的“阴性荒凉”的境地，凸现出“女性压抑的主题”。至于段绫卿，她同样是受伤害的不幸的女人。在以许峰仪所代表的男性世界里，她如同高尔夫球与威士忌酒之间的调味品，是小寒的代替品而已，赝品的价值终归不会长久，三个女人间夹杂的唯一男性许峰仪，根本无力与真实的自己取得认同。也不可能为普通的人伦所认同，最后的结局只能是：他生命中的女人逐个被疏离，而他自己也与真实的自我疏离。
现存空间里找不到立足之地，最后的回避也是他精神人格卑微所在。男女之间的复杂的情爱，仿佛一场经商游戏，其中的每个人都应遵守某种规则，否则便要受到惩罚。《心经》中的每个人，似乎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以违背客观常理的方式演绎自己的人生。所以，他们都要受处罚。这也是现代的普通特征之一，由此足见张爱玲创作的高度预见性。总之，《心经》向我们披露人物复杂的心路历程，阐述悲悯的人生哲学。在原本畸形的社会中，演绎着畸形的人性故事，孕育着错乱颠倒的性爱关系，流露着对于女性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于男性——父权的巨大的嘲讽。她的笔触似万能的高倍放大镜，透窥着人性深处的悲哀。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荒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